色吉拉胡  口述    克薇  云霞  整理

    那个年代大家的物质生活都很困难，我的家庭也不例外。我有三个子女，加上双方的老人和弟弟、妹妹们，总共是十一口人，我当时是十四级，每月的工资挣一百二十块钱， 老伴儿十八级，挣七十多块钱，两人加在一起二百多块养活一大家子，还要供弟弟妹妹和我的三个孩子念书，是挺吃力的。不过再困难也过来了，三个内弟，老大当了工人，老二念了大学，现在北京中纪委工作，老三当兵转业后在市农业银行工作，后来成长为市行领导。我的三个子女也都长大成人，能为国家出力了。
    因为工作需要，我离开包头城市服务局（市供销合作社）后，又先后就任了市粮食局长、市物资局长。物资局是新成立的一个机构，办公地点就是包九中对面最早那幢破旧的红砖楼，后来给了包头日报社。
    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我又担任了包头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、包头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、包头市财贸部副部长、部长等职务。
    随着1958年周恩来总理为包钢一号高炉剪彩、包钢开始生产钢、铁了，作为钢铁基地的昆区城区这时候就有了模样了，一机厂、二机厂基本上也建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些收尾工程。我到建委当副主任以后，帮助当时的华北电力建设公司处理这些企业的收尾工程，现在的电力医院（包医二附院）就是这个公司的原址。包头铝厂的建设队伍也是华北电力建设公司，作为市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，我参与了建设铝厂的工作。
    此后，我又到了包头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、包头市财贸部副部长、部长的工作岗位上。这个时候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
    运动一开始，我就受到了冲击，“黑帮头子”、“走资派”，罪名多了，光是挖“内人党”就把我关了二年打了二年。关押的地点是在包头医学院西边的一幢靠街的楼，就把我们一些干部圈在那里头。
    游街是很平常的事，次数越来越多、规模也越来越大，有时候能有几十辆车的样子，简直就是“浩浩荡荡”。记得有一次，把我和统战部部长忽波起同志拉在了一起游斗，被一个大造反派下了黑手。事情是这样的：这个人因为工作渎职（老鼠在他单位库房里的饼干箱里做了窝生了小耗子），在我检查工作时发现了，党员干部就得坚持原则，我狠狠的批评了他，这下可是赶上运动了，报复性的游街升了级。
    那年月，不堪回首。有一年的春天，大概是三、四月份的样子，在一次游街批斗中，我站在大卡车上就给迷糊着了，接连不断的疲劳战术折腾的我们这帮人实在是吃不消。游街的队伍开到棉纺厂那儿拐弯时被人发现了，高喊：“哎，黑帮睡着了”，这还得了，又给我加了个凳子，站在凳子上，扶着车的前面栏杆，又高又危险可不敢打瞌睡了。常常是一游街就是一天，从恰特出来路经昆区、青山，再到东河。曾有一天游街到东河后，一条大马路上有四拨被揪斗出来游街的“黑帮”，加上围观群众，竟然是水泻不通。
    要知道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时候，我四十来岁正是壮年，身体很好，只知道为党工作不知道什么是生病，从没到过医院从没吃过药，“文革”十年彻底把身体搞垮了，精神上的摧残更严重。
    被“文革”毁灭的人多了。有个女干部叫林克，当时是包头财贸部的部长，她爱人是市委常委，宣传部部长，两口子都是汉族干部，非说人家是“内人党”，给俩人关起来，逼着非得交待出别的“同党”。俩人实在想不通：共产党员成了“内人党”，包头市委成了“内人党党委”，屈辱、绝望之中，丈夫跳楼自杀了，太惨了。
    非人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捱着，整个国家也是处在动乱中，我们每个人的苦难、厄运还能逃得掉吗？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