色吉拉胡  口述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克薇  云霞  整理

    时间到了1969年，中央有个“五.二”批示，就把我们从黑屋子里放出来了。紧接着就是六九年的九月军管会接管以后又让我们去唐山学习班，内蒙的干部基本上都上那儿了，包头市市的干部大部分也都去了，美其名曰中央办的唐山学习班，所谓中央，指的就是江青他们那几个人。我们刚去的时候，抱着满腹希望，认为中央办的学习班会澄清一些事实，其实不然。我们住在了唐山医学院的一幢，在那儿待了三年，七一年回来的，虽然没有武斗但像看押犯人一样，有铁丝网拦着，外面都是解放军战士拿着枪看管着这些人。
    我们这些人被整期间，孩子们也都成了反革命的儿子，又没有了家长管，有的孩子们吃不上饭饿得偷了宾馆的东西吃，被抓住了，于是也给他们办学习班，让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我的老伴也被关在麻池办学习班，好在我的女儿大一些了，能管着两个弟弟，看得挺紧，这就没有出大乱子。
    在唐山学习班，没有人身自由，我那时候已经得了糖尿病可自己却不知道，尿糖的加减号也不清楚是怎麽回事，因为身体一直很健康从未到过医院没有这方面的常识，直到损坏了肾功能并且出现了症状这才知道是糖尿病导致的，出去看病得有三四个带枪的军人跟着。因为有糖尿病又是夏天，回去的路上嗓子干渴的就要冒烟似的，还能在路边买颗大西瓜吃。后来再看病去得用记时器记着往返的时间，如果是有三个学员出去，就得有五、六个军人带着上了刺刀的枪跟着，精神上的刺痛比身体有病更难受，后来干脆不去医院了，忍着。
    学习班后期，又有极左分子提出口号，要深入揭批乌兰夫，但凡有一点点联系的人都要“深入”揭批，有人就这样做了，也有人动员我这样做，我说我不干。
    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学习班的连、营长、教导员通知我，说是江青中央领导小组指示，要让我们一部分人回包头，让我做好准备，代表学员做个表态发言。很快，情况又有变化，不让我回包头了，说是中央首长指示，你们这些十二、三级的干部回去没法安置，结果回来的人更在动荡的运动中整苦了。
    时局稍稍稳定后，中共包头市委重新成立了，市里点名要我回来，1971年大概是一、二月份我回来的，到财政局当副局长，局长是军管会的干部，在部队是后勤处的处长，科级干部。
    我上班的第一天，还不知道办公室在哪儿呢，刚进楼，二楼上下来一个军管会的人喊叫着：“你们财政局的干部反对军管”，原来他是咱们财贸系统的军管人员，在部队是个参谋，他的通讯员回家探亲要在商业局、财政局领两份差旅费，会计没给，这就大帽子压人，我找会计女同志了解情况后，女同志说：“我不怕，我找他去。”结果女会计据理力争，军管参谋向他赔礼道歉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。
    我到任后立即就开展工作了，当时的情况不规范，人民银行、工商局、税务局，几个机构都囊括在财政局，我都得管。市委成立以后，行政机构叫革委会，革委会下面有个生建部管生产。生建部的主任也是个军管人员，郭宇田郭雨田同志是生建部的副主任，我这儿的工作相对好开展一些。大约一年以后的1972年，我就调到生建部当副主任去了，主抓财贸生产。
    1972年我是市委常委，1973年初我被提成市委副书记，一直干到1986年，朱鸣同志也是副书记，市委分配我们俩个分管革委会的工作，我主抓文教卫生、财贸战线工作（那时候的情况百废待兴），复出后的十三、四年时间，又在紧张、繁忙、劳碌中度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