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郑天翔口述   安冬梅整理

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当时包头采取的是绥远方式，领导机关叫绥远军政委员会，是共产党的人和傅作义的人共同组成。军政委员会派一个工作组，最初我们是包头工作组。组成人员也是咱们共产党干部和傅作义的干部共同组成。我担任工作组团长，副团长是傅作义的人，叫王金泉，成员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有自己的人，这就是进城情况。

我们那是1949年10月进的城，工作组进城的时候，连通讯员带火夫共有40多人，人很少。那时候，包头还有个市政府，是国民党的，市长姓韩，叫韩伯琴。人家对咱们工作组不欢迎，所以我们工作组进包头没有什么欢迎的人和欢迎的仪式，我们就自己进城了。住的是那时的市总工会的房子当办公地点，当时算是好房子，冷冷清清，火不能起，饭大家买点，晚上我们枕着石头睡觉、枕着砖头睡觉，社会秩序不好。城里经常打枪，土匪抢劫案件时有发生，那就是毛主席说的“土匪游击队”。当时国民党起义部队，叫36军，部队就驻在包头市的东郊，军长叫刘万春，又是36军军长又是卫戍司令，包头的命运就在他的控制下。

当时包头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叫王雷震，是傅作义的人，他王雷震他们是咱们的副司令员。警备司令部有咱们一个长征老同志姜文华他带着一个连。在城里边咱们的力量就是警备司令部的这一个连。另外黄河以南看守飞机场有一个营，那个与包头没有直接关系，那是华北军区直接派去看守飞机场、保护飞机场的。当然我们与他们有联系，有事找他们帮忙。整个包头的力量，当时势力主要是刘万春，他有部队，力量雄厚。在我们去包头的时候，刘万春部队已经派了政治委员，叫康健民，他原来是内蒙骑兵旅的旅长；政治主任姓李，这我一下想不起名字了。咱们已经给刘万春部队从军部到团部都派了政治工作的干事，还发行了政治工作的宣传单等等。

那个时候绥远不能不起义了，以绥远方式，全国都解放了，你们怎么办？但是国民党那些人心里并不高兴，跟咱们离心离德，土匪游击队经常进行抢。甚至有一次土匪进城把咱们商会会长都抓走了，会长叫覃锡树，那是包头最大的广恒源的会长，皮毛行，咱们工作组进城后，团结他、争取他，和咱们关系不错，结果被土匪给抓了。

1950年我们到旧政府办理交接，我们在里面正谈话，就听得外面有打枪的声音，那是给你示威呢！2月13日，包头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，旧政府至此告终了。

著名华侨陈家庚到包头视察，我们兢兢业业，公安局长、我守在旁边，保护他，不敢休息。外面打冷枪，从天放枪，不安定，你那么高贵的客人来了，我就给你在外面捣乱。土匪头子叫李银，在离包头不远活动非常猖狂。刘万春爱于面子进行剿匪，派人把李银给赶走了，但子弹还给李银留下了。所以治安很不好，每个晚上都值班。进城时规定的出去工作都是两三个人，不能单独活动。晚上六点钟吃完饭后，不论你工作完没一律回来，回到市委机关或市政府机关，第二天再工作。那时大家非常警惕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开展工作很困难。

在进包头之前，区上的书记找我谈话说“包头没有党的基础，连个党员也没有，我就给你派个好公安局长”。所以进城时就我们四个领导同志，我、一个组织部长、一个宣传部长、一个公安局长。开始时都住在一起，公安局长也不在公安局住，公安局副局长是傅作义的人，绥远方式，正的是咱们的人，副的是傅作义的人，这个方式好，毕竟我们是正的。

包头那时郊区不大，主要是城里，城里有9万人口，连流动人口共12万人，包兰铁路没通以前，包头是水旱码头，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历来都是经过包头上货进天津，主要是羊毛、皮货、甘草。包头那时候的甘草又粗又整齐，好！甘草专门有货栈收、经营，主要是伊盟出产的。包头的商业作用很重要，都是经过包头中转，伊盟的土特产也经过包头，包头那时的税收占绥远全省的1/3，对全省的财政问题关系很大。包头还有现代工业，有三个：一个包头电面厂，那时候电厂和面粉厂在一起，一个东家；再一个皮革厂，还有自来水厂。

我们当时主要斗争就是和刘万春的势力斗争，他不剿匪，城里边社会治安很不好，好多流氓集团。旧包头当时在东河，后山坡当地人叫死人沟，乞丐、流氓等人白天活动，晚上都在那里集中，这些人刘万春都包庇，最大的摩擦就是剿匪，他不剿匪。中央在全国开展镇反运动，在包头开展的很热闹，抓了好多反革命。那时候镇反有个形式，那时政协没成立，人大也没选举产生，成立了包头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。因为土匪猖獗，社会治安紊乱，民主人士提议向省里请愿，要求省里帮助我们剿匪。其实这个问题市委我们提前已经讨论了，而且已经向省里报告了，我们已经准备这么办了，所以正好接受群众意见，选代表请愿，当时推选朱鸣代头向省里报告包头匪情，并请速派武装部队来包头剿匪。我们有意登报进行宣传，扩大影响，因为《包头日报》是咱们领导着。咱们这么一干，刘万春军长发火了，说包头剿匪还用省里来人，这是对我不信任了。王雷震警备司令要我派人向刘万春道歉，以缓解僵局，并给他台阶下。因此公安局长、副局长以看病为名去看他，傅作义派的副市长王金泉说“群众要求，市里不能不接受”。

请愿得到了支持，绥远军区司令员姚喆立即派队伍去包头剿匪，22师、骑兵一师一团、四师十团进驻包头剿匪。市里大张旗鼓欢迎，请客、开群众大会。剿匪结束后，队伍不走了，在固阳驻扎了，这对包头有好处。

我们开展工作，凡是政治活动都有工人参加。面粉厂厂长是傅作义的人，他打了工人，公安局立即抓了他，怎么能随意打人？国民党哪能这么办，所以就抓了他。

当时包头毒品泛滥，大烟很多，中央提出全国禁毒，我们积极配合，发布禁种大烟的布告，并重申关于禁种大烟的政策法令，然后集中起来，全烧了，禁的很彻底，彻底结束了包头种植大烟的历史。

取缔妓院工作，妇联主任亲自挂帅，通过办学习班、参加劳动、发动群众，教育妓女，使她们走上新的生活道路，而严惩了罪大恶极的妓院领班和经理人，在包头根除了延续近百年的娼妓制度。

总之，我们采取了剿匪、镇压反革命、禁毒禁烟、取缔妓院等各项工作，包头的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