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进包头之前，区上的书记找我谈话说“包头没有党的基础，连个党员也没有，我就给你派个好公安局长”。所以进城时就我们四个领导同志，我、一个组织部长、一个宣传部长、一个公安局长。开始时都住在一起，公安局长也不在公安局住，公安局副局长是傅作义的人，绥远方式，正的是咱们的人，副的是傅作义的人，这个方式好，毕竟我们是正的。

包头那时郊区不大，主要是城里，城里有9万人口，连流动人口共12万人，包兰铁路没通以前，包头是水旱码头，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历来都是经过包头上货进天津，主要是羊毛、皮货、甘草。包头那时候的甘草又粗又整齐，好！甘草专门有货栈收、经营，主要是伊盟出产的。包头的商业作用很重要，都是经过包头中转，伊盟的土特产也经过包头，包头那时的税收占绥远全省的1/3，对全省的财政问题关系很大。包头还有现代工业，有三个：一个包头电面厂，那时候电厂和面粉厂在一起，一个东家；再一个皮革厂，还有自来水厂。

我们当时主要斗争就是和刘万春的势力斗争，他不剿匪，城里边社会治安很不好，好多流氓集团。旧包头当时在东河，后山坡当地人叫死人沟，乞丐、流氓等人白天活动，晚上都在那里集中，这些人刘万春都包庇，最大的摩擦就是剿匪，他不剿匪。中央在全国开展镇反运动，在包头开展的很热闹，抓了好多反革命。那时候镇反有个形式，那时政协没成立，人大也没选举产生，成立了包头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。因为土匪猖獗，社会治安紊乱，民主人士提议向省里请愿，要求省里帮助我们剿匪。其实这个问题市委我们提前已经讨论了，而且已经向省里报告了，我们已经准备这么办了，所以正好接受群众意见，选代表请愿，当时推选朱鸣代头向省里报告包头匪情，并请速派武装部队来包头剿匪。我们有意登报进行宣传，扩大影响，因为《包头日报》是咱们领导着。咱们这么一干，刘万春军长发火了，说包头剿匪还用省里来人，这是对我不信任了。王雷震警备司令要我派人向刘万春道歉，以缓解僵局，并给他台阶下。因此公安局长、副局长以看病为名去看他，傅作义派的副市长王金泉说“群众要求，市里不能不接受”。

    请愿得到了支持，绥远军区司令员姚喆立即派队伍去包头剿匪，22师、骑兵一师一团、四师十团进驻包头剿匪。剿匪结束后，队伍在固阳驻扎了。